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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陆军少将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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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 @拉美艺术bot: 1976年，陆军少将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Jorge Rafaél Videla)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贝隆政权，开始了阿根廷现代史上臭名昭著的一段独裁统治。军政权以“国家安全”为名，残酷地清除异己，逮捕大批知识分子和左翼青年。当时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省长1977年底曾这样阐述政权有步骤的镇压行动：先是颠覆分子，然后是他们的合作人，然后是他们拥护者，再然后，就是那些冷眼旁观者，或者还没有选定立场的人……
从1976至1983年,在这场漫长的”肮脏战争”(Guerra Sucia)中，当时人口仅有三千万的阿根廷，有三万名左派学生、知识分子、记者、工人无故地“失踪”了。魏地拉军政府全副武装沿街抓捕——无数的年轻人从公车上被带走、从工厂里被带走，从中学、大学里，甚至从睡梦中被闯入屋内的秘密警察带走。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些被带走的人被送去了何处，没有人能预判自己是否会成为下一个。根据后来的史料揭露，这些青年大多被送往了集中营，饱受酷刑后被秘密杀害。残酷的军政府甚至拥有一个“死亡航班”，无数在押人员被脱光了衣服，从空中活活投入大西洋，死无全尸。
在这种极度恐怖的军政府统治之下，无数失踪者的母亲乃至祖母站了出来，她们决定团结起来，寻找自己失踪的儿子女儿，寻找所有在这场肮脏战争中消失的、再也带不回音讯的失踪者们。因军政府严禁所有形式的政治活动，1977年4月，这些来到五月广场玫瑰宫前向政府讨要孩子的母亲们开始围着总统府绕圆形走以免被认为是“政治集会”。从此每个周四，越来越多失去孩子的母亲、祖母来到五月广场，这些本来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五月广场母亲”，成为了阿根廷军政府独裁统治时期无法被扑灭的火焰。
1982年，马岛战争的失利让军政府的统治根基受到了动摇，军事独裁开始出现大面积的裂缝，社会上要求知悉“失踪者”下落的呼声更大。在1983年9月21日军政府独裁统治倒台前几个月，在第三次抵抗游行中，组织者响应了三位视觉艺术家Rodolfo Aguerreberry（鲁道夫·阿奎瑞贝里）, Julio Flores（胡里奥·弗洛莱斯） 和Guillermo Kexel（吉埃尔默·凯克赛尔）的提议，在五月广场这个“露天工作室”中使用纸板勾勒人的身形，并将它们贴到了广场周围一切可以贴的墙壁、树木、梁柱之上。这个行动立刻被大量民众响应，许多人甚至直接躺到了纸板上，让人们就用他们的身体去勾勒剪影，幸存者的身体和失踪者的侧影在这一瞬间融合了，不同青年的命运跨越了独裁、折磨、死亡，紧紧地连到了一起。
摄影艺术家Eduardo Gil（爱德华多·吉尔，1948- ）是这场政治-艺术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的摄影作品以一种毫无矫饰的直露和张目对日的勇敢，血脉贲张地记录下了阿根廷历史上的这场行动。如果说这场剪影运动中激进的政治诉求已经掩盖了它的艺术性，集体经验替代了那三位视觉艺术家的个人表达，那么爱德华多·吉尔的《碎剪影》（El Siluetazo）摄影系列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贵的个人视角，这组相片不仅仅为历史提供了证词，更进一步地讨论了艺术如何去呈现那几乎不可呈现的东西，如何使那缺席的表达显影，如何使那暴涨的血水穿过艺术的针孔。
这些无名的、被涂黑了的侧影会消失，会像这些侧影所代表的那些青年一样消失。它们必然会这样消失。可五月广场的剪影运动让人意识到：艺术就是生命。“艺术就是生命”不再是一句虚软的口号，艺术从血中诞生，艺术呼唤人的生命，艺术拯救生命，艺术就是对生命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