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提着的盒子破了,路过骑电动车的小姐姐特地停下来提醒我,小姐姐真是人美心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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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和朋友讲过的最冷笑话是本地水库的取名。
阿哈湖水库。
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天,一个住在山里的人想知道山的那边是不是还有山,他翻过很多的山,山的那边总是山,直到他在一天,翻过山后看到一片湖泊。
于是他感慨到:啊哈,湖!
后来的人听说他的故事,纷纷翻山过来看湖,并发出同样的感慨,这片湖就命名为阿哈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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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汉肺炎”到“中国病毒”,引起了广泛强烈的情绪,仿佛坐实了美国阴谋论,其余的一切似乎都不再重要,压抑的无处宣泄的委屈与怒气找到了“正义合理”的发泄口。前两天同事说自己读二年级的儿子问她 :taxin: 是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还说他最恨美国,美国都是坏人。我并不为自己在“中国病毒”前的“无动于衷”而惭愧,因我不曾把自己置身于外,经历过无辜的同胞死去的人,如果不立刻抛弃信仰,便只能把自己置于同地,受苦与死。同时为双方针锋相对的恨意而痛苦。
医学里很多疾病是根据第一发现者或系统报道者命名,本身是中性带有纪念的意义。传染病因为其传播与扩散性而被更严重地污名化,冠以地名之后则使人感到暗示该地域肮脏穷困落后野蛮,且便于引导民意,煽动情绪。而这种煽动是双向的,被命名地区感到受歧视的愤怒,而其余地区则找到了因被波及而发泄愤怒的出口。传染病将人从生理上及心理上都隔离起来,是敌意的天然温床。利用这一点的人都是恶,谁都并不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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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封锁中,被遗忘与被损害的中国弱势群体》

「崔女士说,1月23日,也就是武汉封城的那天,一些聋哑人直到出门找不到公交车后才知道封城的事情。」

「但许多老年人不熟悉微信,不熟悉其所有的功能。许多人用手机买东西时会不知所措。」

「对张女士和叶女士这样的人来说,最令人沮丧的是一些生活没问题的人表现出的缺乏同情心。微博上......」

「她在微信账号上对自己的介绍是:“这世间的一切美好都与我无关。”」

「“这世上真的有好多穷人,”她写道。“可是面对大家质问你为什么这么穷,也没办法说。”」

#我在看什么

cn.nytimes.com/business/2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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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让农民工建两座x神山,还要让他们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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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医生李文亮带着训诫书离世:民间“吹哨人”的评价难题和维稳争议

2020年 2月 7日 图片版权Weibo

2月6日晚间9点多,武汉肺炎“吹哨人”李文亮医师的死讯传出,部分中国媒体发出快讯后又更正为“正在抢救中”,直至7日凌晨才由武汉中心医院证实李文亮病逝。

美国媒体评论称,中国处理李文亮死讯的消息,是为维稳所做的错误决定,这可能动摇中共政权统治的基础。台湾学者批评,中国政府决策“荒谬、蛮悍”。

李文亮病逝后,中国社交网络上再次掀起为李文亮等8名遭训诫者平反并要求言论自由的呼声。香港媒体注意到,微博文章中标记“我要言论自由”一度收到超过280万个阅读,但相关发文几乎都已遭删除。

死讯混乱的背后

李文亮的死讯是2月6日晚间9点多,开始在中国社交平台上铺天盖地地流传。大约一小时后,《环球时报》旗下的《生命时报》在微博发布李文亮去世消息,《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官媒也在晚间10点陆续表示哀悼。

全球各国媒体也在这时候,公布李文亮病逝的消息。

不过,《财新》记者却在晚间11点称李文亮“生命垂危,但在ICU使用ECMO抢救”。随后,《环球时报》也改口称李文亮正在抢救中,一时间消息混乱,多个中国、香港媒体收回死讯报道。


图片版权Weibo
Image caption 李文亮1月31日在病床上,说出自己被公安局传唤的原委。

2月6日至7日凌晨,李文亮的生死成为整个中国、世界讨论的焦点,外界质疑中国政府是否为了维稳而隐匿消息,真相为何,至今仍没有官方说法。

一名驻北京的中国记者向BBC中文表示,希望中国官方公开李文亮急救过程,以厘清为何病逝消息会前后矛盾,才能使外界停止猜测,否则大家倾向认为这是政府仍在隐匿消息。

但他也坦承,要相关单位公开急救过程几乎不可能。


图片版权Li Wenliang
Image caption 李文亮生前在网络上发布的疫情细节。

另一名中国新闻编辑向BBC中文透露,其任职的媒体有收到指令,不评论、不炒作有关李文亮的死讯。她表示:“有时上面的指令,反而能核实讯息。”因此当他们收到指令时,就确定李文亮真的死了。

有网友称,这是“中共当局控制舆论的老手段”,因为直接公布死讯公众愤怒太大,要把愤怒转化为对奇迹的失望。

2月7日凌晨3点多,武汉中心医院表示李文亮于2时58分过世的死讯。

对于中国疑似控制言论的做法,该新闻编辑表示“不意外”,但她说,这是整个体制的问题,不是单单一个人能负责的,“有时一个人的一个举动,可能会害整个领导层丢了工作。”

她认为,中国政府也不希望李文亮病逝,因为他死了,就会成为一个符号。并说:“李文亮因为预警疾病而被训诫,后来用生命证明了自己所说的事实,最后却被迫形成悲壮的结局。”

维稳优先?

国际特赦组织东亚区域的主管轲霖(Nicholas Bequelin)发表声明表示,李文亮病逝突显中国当局是如何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而压制对公共利益有关的重要讯息。

你的器材不支持播放多媒体材料 艾未未谈世卫组织抗击肺炎疫情

他并呼吁中国:“必须从李文亮的例子中记取教训,没有人应该因为公开示警,或者可能使政府蒙羞,而受到骚扰或处罚。”

不过,从处理李文亮死讯的方式来看,中国当局似乎未得到教训。

长期研究中国新闻、台湾大学新闻所教授张锦华对BBC中文表示,中国政府延后发布李文亮死讯消息,考量的是维持社会稳定,并说“在人命关天时,中国政府仍以维稳优先,显示这个体制已无法自己改变。”

她分析,中国政府前期对疫情资讯管控,导致人民对病毒不重视,因此才会如此严重。但中国当局却仍没有学到教训。

你的器材不支持播放多媒体材料 武汉疫情持续,北京民众“不担心”

张锦华痛批中国政府“即使犯了多次错误,仍想要一手遮天,决策过程实在荒谬、蛮悍”。

她分析,资讯控管可是政府间层层官员为了自身权益,上下其手,整个体制变成无能反应。

美国《有线新闻网》2月7日发表评论指出,中国当局处理李文亮死讯的方式,加剧一场危机,动摇中国政权的基础。

评论称,过去几周中国加强了对讯息的管控。而李文亮死去,则证明中国当局的残酷。

中国是否能成功掌控大众情绪,还有待观察,但李文亮的朴实,已激起大众对他病逝的强烈反应。评论最后称,“若李文亮揭发疫情遭到训诫使中国政府蒙羞,那他的死,对当局则是是个灾难”。

李文亮是英雄吗?

李文亮原被中国官方定义为“造谣者”,后来被视为最早发布武汉肺炎信息的“吹哨人”,民众则在社交媒体上为他挂上“英雄”称谓。


图片版权Li Wenliang
Image caption 李文亮上传了一张武汉市公安局下属派出所让他签字的训诫书。

中国舆论将李文亮刻画成说真话的普通人或小人物,网友称:“他在微信发布疫情,只是在做对自己认为对的事,却必须遭受训诫。”许多人对他的死感到震惊,纷纷在网路上表示哀悼。

化名为“守望者”的中国法律媒体人在台湾媒体撰文称,“李文亮只是我们这个社会中小心翼翼活着的芸芸众生一员,他不想惹事影响到正常生活,所以警方让他闭嘴、他就闭嘴了。甚至他连自己都没防护好,最终因感染病毒去世。”

铺天盖地的网络评论将李文亮视为“英雄”,但中国官方似乎陷入了不知如何定义李文亮的窘境。

《中国内参》(China Neican)的联合编辑倪凌超(Adam Ni)向BBC中文分析,李文亮是“英雄”还是“造谣者”官方已经失主导权。“由于人民情绪反应激烈,因此当李文亮死讯传出,官媒第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描绘李文亮这号人物,才会拖延证实其死讯。”

倪凌超说,中国当局对于李文亮死讯的操控,是件丢脸的事情,“就连死,都必须要中国独裁者同意,起初你不同意某人说话,现在你不准他死?”

他强调,社会稳定及其政治利益对于中国政府而言,一定比资讯透明重要,“政党利益超越公共利益”。

倪凌超认为,“这是习近平及共产党,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后面临的最大挑战。”

你的器材不支持播放多媒体材料 中国新冠状病毒疫情持续扩散,中国大陆社交媒体出现大量有关疫情的短片。有人因未有佩戴口罩被捕,有人因为发布有关疫情的讯息而被相关部门上门训示,亦有警察将怀疑染病的人锁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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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德曾经是最紧跟苏联的东欧国家,它的宣传同样极端重视选举投票所展示的“全体一致”,17次国民议会的选举中,有16次都是超过99%的,只是在1989年5月7日的最后一次选举中,才稍微下降了一点,仅达到98.85%。
   几个月之后,这个得票率如此之高的共产党政权就垮台了。这么高的“全体一致”,让所有的观察家对东德政权的突然崩溃都觉得不可思议。很难相信,在纳粹德国或东德,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曾经是一样的想法,同样都支持纳粹或共产党。但是,在当时,谁也无法确定是否真的还会有人与所有其他人想法不一样。一望无际的“全体一致”让每个人都无法确定,他所不能看到的异议是否确实存在。这种对自己的怀疑和孤单的无力感,足以让绝大多数还心存怀疑和犹豫不决的人闭紧嘴巴,绝对不敢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告诉别人,并努力作出与所有其他人一致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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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政治学家诺埃勒尼曼( Elisabeth Noelle Neamann)以研究群众的“沉默的螺旋”(spiral ofsilence)理论著称,她观察群众的“公众舆论”形成,发现有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沉默升级效应”,而这种“沉默升级效应”在青年团和共产党这样的组织环境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群体中,尤其在组织化的团体中,人有一种非常微妙的感觉,能本能地知道哪些看法可以安全地说出来,哪些不可以。那些不便说的也就是“危险”的看法,因为人们躲避它,以后还会就此消失,无影无踪。

   在群体中要是有谁不小心说了不该说的,别人就会侧目相视,生怕危害连累到自己,说的人马上就能感觉到别人的不快,并避免再犯。美国政治学者库伦(TimurKuran)又称之为“谨慎升级效应”,他指出,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会隐藏自己原来的真实想法,自我审查不该说的话,而且还会当众说出与自己原先想法相反的话来,他们在说“正确”想法时,会变本加厉,比原先没有“不良”想法的人更坚持、更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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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见”是以公开表示异见为标准的,至于一个人心里怎么想,那是看不出来的。后来发现,1989年前许多东德人就已经在不满党和政府,但由于没有公开表现,所以谁都以为别人都很满意党和政府。对此,一位莱比锡的异见者后来写道:“没有人知道别的地方的人们也不满,这是最可怕的。要是知道别人怎么想,情况就不同了,那会很令人鼓舞的。”严格防范不满言论的公开出现和传播,控制公共媒体和集会,让所有的人陷入一种孤独的境地,这是极权统治的必要条件。

   按照东德法令,凡是公共目的的聚会,人数超过3个人,就必须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例如1983年,莱比锡教会人士得到通知,有3个人以上手持蜡烛的公共集会都必须得到批准。任何群体行为都受到严密监控。1988年莱比锡有150人在教堂做过礼拜后,步行上街,国家安全警察严阵以待,事后的报告是,“参加者没有带旗帜、象征物品或其他明显标志……没有影响公共安全和秩序,几乎没有受到公共注意”。“公共注意”是国家安全部门最害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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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人们接受了极权统治的“合理惩罚”和“合理暴力”逻辑,他们会觉得极权并不是那么极权,甚至觉得自己并不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觉得自己并不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与混混沌沌、无知无觉地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是不同的。觉得自己并不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是一种“清醒”的生活状态,自以为自己的沉默和服从不是出于恐惧,不是由于自己“胆小”、“懦弱”,而是因为自己“识大体”、“不死板”、“聪明”。用这类的说法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可以让人比较体面地面对自己的沉默和顺从。这些人并不是从来未曾想过要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只是经过思量后决定还是不做为妙。想做而最后决定不做,看起来是一时的自我约束作用,其实会对他们今后的行为有长远的定向作用。因为,想做而决定不做的事情,以后就连想也不想了。

   人并不是一下子从不沉默变成沉默的,也不是一下子从不顺从变成顺从的,人是一步一步变化的,每跨出一步,下一步就变得更容易一些。察觉自己如何一步步走向顺从是一件令人沮丧、没有尊严、自己看不起自己的事,所以大多数人也就选择干脆不去想它,也不去说它,就这样,通往彻底沉默和顺从的路也就越走越顺畅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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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厕所三个坑都有人,还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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