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鱼 @holic@pawoo.net

RT然而，这个研究发现——在提供金钱激励时，男女之间的差异就消失了。男性一知道“准确共情他人有金钱回报”，就爆发出了潜藏的共情力。而女性的共情力则没能在金钱激励下进一步提升。

研究的推论是，男性的共情力低下，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是缺乏动机，不是缺乏能力。

对女性来说，同情别人共情别人，似乎本身已是奖励。对男性来说，还得有额外奖励才行——我能做，但懒得。为何不共情？因为不值得。

RTcyber来源是cybernetics，所以系统性的控制，尤其是对信息交流的控制是绕不开的母题；punk是反主流反传统，简单来说就是三教九流脏乱差。摄像头人脸识别全息投影都属于数据化，有cyber无punk，有楼的平壤还是平壤，punk只在脱离了宏大叙事、无法被驯服的那些人身上。

RT宋朝跟后代相比嫁妆到底厚不厚不知道，但宋代对嫁妆这块也是立法保护的，宋朝妇女离婚再嫁也很平常，如果真得娶亲可以致富，那么宋代不会男妓行当这么疯狂，天子脚下“所鬻色户将乃万计”，涂脂抹粉以妇人自居，竞争这么激烈没几分姿色还卖不出去呢。/总是提宋朝厚嫁，怎么不说汴京男妓超过一万，搞到官府发布专门的命令禁男色/

RT北宋经济高度发达，特别是汴京有钱人多得很，有需求，喜欢新鲜的，嫖男的就是时尚潮流，官家是不怎么管的，到后来男娼已经成一门产业了，实在受不了才发了个法令，结果到了南宋那个法令也废了

RT上财只是做了它应该做的事情，慎用“称赞”二字。严格来讲，行政处分只是一个组织内部的纠错行为，止损行为，与正义无关，反之，学校恰恰应该感谢受害女生帮其纠错。这远远不到“社会的常态反应”，第一时间的批捕和审判才是。/

@Ace-cool·aid
钱逢胜教授，您继续降热搜，麻烦您花钱花到位，我们全校今晚都陪着您。正愁只能让您坐牢呢？现在还给了我们个机会让您破产#上财教授钱逢胜# ​​​​

/【上财猥亵事件75小时】公开举报75小时后，上海财经大学发布处理通报，经查，钱逢胜严重违背教师职业道德，造成极其恶劣社会影响，被上海财经大学予以“两撤销一开除”处分通告，被撤销副教授专业技术职务，被撤销教师资格，以及被开除。

布罗茨基：如果你们的母语是波兰语，或者，如果你们懂波兰语的话（这将成为你们的一个巨大优势，因为本世纪最非凡的诗歌就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我则乐于向你提起列奥波尔德·斯塔夫、切斯拉夫·米沃什、兹比格涅夫·赫尔伯特和维斯拉瓦·辛姆博尔斯卡/如果母语为俄语，那么至少可以说，要读一读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奥西普·曼德施塔姆、安娜·阿赫马托娃、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弗拉基米尔·霍达谢维奇、维列米尔·赫列勃尼科夫、尼古拉·克留耶夫。/在你们读完了上述这些人中任何一位的作品之后，你就会把从书架上取下来的一本散文搁在一边，这不是你的错。如果你能继续阅读那本散文，那么这就应该归功于其作者了；这就意味着，那位作者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诗人一样，对我们的存在之真理的确有某些补充

布罗茨基：这些人，用温·休·奥登的话来说就是：“你在街垒中找不到他们，他们从不向他们自已或他们的情人开枪。”如果这类人偶然发现自己的鲜血在牢房的地上流淌，或是偶然发现自己在台上演讲，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并非某些具体的非正义的反对者，而是整个世界秩序的反抗者（更确切地说是不赞成者）。他们对他们所提出观点的客观性不存幻想；相反，打一开始，他们就坚持着他们不可原谅的主观性。然而，他们这样做，其目的并不在于使自己摆脱可能遭遇的攻击：通常而言，他们完全意识到了其观点及其所坚守立场的脆弱性。而且，采用一种与进化论者相反的姿态，他们将那脆弱性视为生物的首要特征。这一点，我必须补充一句，与其说是缘于如今几乎每个写作者都被认为具有的那种受虐狂倾向，不如说是缘于他们本能的、常常是第一手的知识，即正是极端的主观性、偏见和真正的个人癖好才帮助艺术摆脱了陈词滥调。对陈词滥调的抵抗就是可以用来区分艺术和生活的东西。

RT一个评论家带来的麻烦（至少）有三重：一，他有可能是一个雇佣文人，像我们大家一样无知无识；二，他可能对某种特定的写作方式持有强烈的偏爱，或者干脆与出版业一同去牟取私利；三，如果他是一个天才作家，他就会使他的评论文字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就是一个例子，于是，你就止于阅读这些评论而不会再去阅读那些书籍了。

日本军队很自然地走了下一步——认为战争，甚至包括随之而来的暴力，能够最终使日本及其受害者受益。一些人把暴行当做达到胜利的必要工具，这个日本的胜利能够帮助所有的人，并在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之下建立一个更好的中国。这种态度也表现在那些无情地殴打学生和士兵的老师和军官身上，他们在殴打时坚持认为这全是为了爱护。

——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浩劫》

RT一些日本学者相信，中日战争中的南京暴行及其他残暴行为是由一种叫“压迫的传导”现象造成的。据《隐藏的恐怖：在二战中的日本战争罪行》的作者田中雄喜所说，日本现代军队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有巨大的暴行隐患。原因有二：首先是日军官兵中存在的独断专行和残酷虐待，再就是日本社会由天皇身旁的人支配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在侵占南京之前，日军对自己的士兵也长期施加羞辱。士兵被迫为长官洗内衣，或是温顺地站着任由长官掴耳光，直至鲜血横流。用乔治·奥威尔的话说，日本士兵时常受到的这些抽打，是来自长官的“爱的行动”；而日本海军用“铁拳”加强的残暴纪律，则被叫做“爱之鞭”。/。1938年，一个名叫东史郎的日本士兵在日记中揭露：“现在，一头猪比一个人(中国人)的命更值钱。因为猪肉能吃。”/几乎没有日本人怀疑其在中国的使命是否正义。一位曾参加过南京暴行的前日本士兵卡富白道说，他所受的教育使他深信天皇是全世界理所当然的统治者，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伏秀的种族，控制亚洲是日本的使命。当一位当地的基督教士问他：“上帝和天皇谁更伟大?”时，他毫无疑问地回答：“天皇。”有一个比上帝还高大的东西站在自己一边，

RT张纯如死于抑郁症自杀，加重她抑郁的这一过程离不开她一度遭受日本右翼权贵在阿美势力的恐吓（她不停更换电话，换地方居住，家里受到很多匿名恐吓信），她这还是在美国。后来她自己的调查也证实了很多日本上流财阀人士都在美国居住or有势力（参考张纯如遗稿《在美国的华人》）。当年上野千鹤子写《厌女》的时候出版也遭受了不小波折，甚至没有公开连载。其中上野也提到过她触及了日本皇室的厌女……这点惹到一些保守势力的“不愉快”。上野女士很多研究书籍都是她自费出版，要么是阅读刊有她的连载的书店附赠小册子那些忠实读者帮助她出资出版。
前一段时间名古屋有一场名为“自由”的展览，其中展示过日本二战的慰安妇。最终这场展览不到一周就以场馆馆主及staff遭遇恐吓威胁，以及来自政府等各界权贵人士的压力匆匆取消。也没有多少大型报刊和媒体刊登这件事。

RT研究日本那种病态内核可以看看鲁思女士的《菊与刀》和张纯如女士《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浩劫》，二人均对日本有过多年研究。当然前者研究在今天来说有些不人道，鲁思的研究成果是结合了阿美大兵建设的日本人集中营，她观察集中营里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一举一动，为她的《菊与刀》提供了很多扎实的人间观察基础。而张纯如走访了很多中国、美国及欧洲的亚洲研究者，包括日本内在的左翼学者，她调查为何研究二战的日本学者要么举家逃亡，要么自杀，要么放弃（这一处事实在她的书中有过调查），要么说话很隐晦（像松本清张）。

RT“站在一千英尺高的悬崖边，我们会感到焦虑，并非由于存在失足的危险，而是因为拥有一跃而下的自由。”
这句名言大家也很熟悉，之前被不少人引用过，然后附注出自加缪，也有人说是出自萨特。其实两者都不是，这句话真正出自世界存在主义先驱，丹麦哲学家&神学家索伦·奥贝·克尔凯郭尔。

我不是向你下跪，而是向人类的一切苦难下跪。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

RT崔元式写下判文：准律，相争为斗，相击为殴，交斗致死，始名斗杀。今阿王（妻子）被打狼籍，以致于死，姚文秀（秀才）检验身上，一无损伤，则不得名为相击……既非斗争，又蓄怨怒，即是故杀者。

那会儿白居易还在朝，了解此案始末后，给朝廷上了一份折子。

白居易说，律法所言“无事而杀者名为故杀”，这里的“事”，只不过是代指争斗而已，不是指二人之前发生过什么事。难道就有原因有故事就不算故意杀人了？

再论何谓失手，乃是素无前怨，偶然争斗，一殴一击之间过失杀人，原本并无杀心，而姚文秀显然不是。

此人积怨已久，屡次殴打皆不在意妻子死活，应属有杀心。而案发时殴打狼藉，出手之重令妻子当夜便死，绝非偶然错手一击致死。

白居易说：此非故杀，孰为故杀？

文末还提到大理寺刑部官员，引用此前类似案子作例，证明此案并非故意杀人。

白居易半点情面不留，直接说：此案情形与前案或有不同，即便情形相类，那也是你们之前误判，有什么脸还拿来作凭证？

如果都按这样判，死者从此蒙冤，故意杀人者就可以得计，日后先成婚，再杀人，万无一失了。

白居易洋洋洒洒一篇奏状上去，终于改判了此案。

RT本土沙雕见识水平很成问题…我曾跟沙雕怼宋美龄当年求罗斯福核平大陆，但沙雕不信，非说内陆杜撰…不信中文是吧？我后来给他颁出两部美国人回忆录，其中一位是当年白宫官员。这个混豆瓣的所谓文艺沙雕闭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