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小锁下面的洞派什么用场吗?在下雨时排水,在锁锈住时往小洞里灌油锁就润滑容易打开了
出身于英国,随丈夫搬迁到俄国的,被誉为俄国最漂亮的女子的Grand Duchess Elizabeth Feodorovna。1918年7月18日,在列宁将皇族和贵族肉体消灭的命令之下,变卖了所有财产,全部捐给自己兴办的慈善机构的大公爵夫人也没有被幸免。她和另外一些贵族被驱往一个废矿井,然后被一连串的手榴弹炸死身亡。/流浪汉当然喜欢夜里睡在室内。收容所和发放免费餐的(或乞讨比较容易的地方)的市中心距离很远。吃了晚饭后赶回收容所已经过了他们的宵禁。加上别的很多限制,使很多流浪汉使用不了收容所。尤其是南加州因为冬天无严寒,聚集了美国最多的无家可归者/1926年英国剑桥大学学生。英国学府至今还是阶级观念严重,出身低微又没有钱的学生很难进这些大学深造。最近生于英国的Dr Fiona Hill在国会作证时说,她因为说话带有“劳工口音”(她父亲是矿工)出身于工人家庭而被英国高等学府嫌弃。Dr Hill后来被哈佛给全额奖学金录取才得到哲学博士

摘录克里希那穆提(Krishnarnurti)声称,我们必须放弃有别于真实记忆的心理记忆。不然,我们会陷入老调重弹的困境,因循守旧,封闭经验。

我们必须把每份情感或思想发挥到极致,以打破(由心理记忆保证的)陈陈相因的连续状态。

在这之后,紧随而来的是(短暂的)沉默。
为了避免以纯然旁观的颓废姿态来体验自然、事物、其他人群,及日常生活的肌理,语言必须恢复纯洁的面貌。里尔克在第九曲哀歌中指出,拯救语言(也就是说,通过世界在意识中的内在化过程来拯救世界)是一项长期的、极为艰巨的任务。人类如此“堕落”,以至于必须从最简单的语言行为,即为事物命名的行为入手。

摘录促使艺术家最终从对职业的需求中解脱出来的原因,来自于他对同行的观察,以及将同行与自己比较后获得的心理暗示。只有在艺术家已经证明他具有天才的禀赋,并且令人信服地施展了这一禀赋后,才能够做出这种典范性的决定。一旦他根据自己认同的标准,判断自己已经高居于同侪之上,那么他的傲气只有一个出口了。要成为沉默的牺牲品,在更深远的意义上就意味着要比其他所有人技高一筹。言下之意是,艺术家与常人相比,拥有更多思考问题的智慧,更坚强的神经,以及更高的判断优良的标准。(艺术家能够坚持不懈地探求他的艺术,直到他或它被穷尽的一刻,这一点是无需证明的。正如法国诗人勒内·夏尔所写:“在疑窦丛生的树林里,小鸟也无心歌唱。”)

“一切可思之物可以想清楚,一切可说之物可以说清楚,但并非一切可思之物都可言说。”

看看维特根斯坦: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与心理学相关的问题,从来不问为什么、什么时候、何种情况下人们希望将“一切可思之物”付诸言语(即便人们能够这样),或是将“一切可说之物”付诸言辞(无论清晰与否)。
用卡尔·雅斯贝斯的话来说:“得到最终答案的人不能再与别人交流;他为了追求自己的信仰而停止真诚的交流。”

1、 读书是敲门砖。“敲门不应,就是废物。”
2、范进中举,丈人不敢掴醒他,说他是文曲星下凡。“能够教人识世理的人,乃是上天注定。”首先,一个圣贤必须衣食无忧,还要有影响力,否则他叫人关心世理真理,只会惹人发笑。其次,这个圣贤必须得到权势的某种尊重或是认可,否则俗人眼中他只是个怪人。“普通人不用知书明理,只要识时务,保平安即可。”
3、香港占中是为何?真好奇的人会在得到具体资料之前,保持中立。但对于“置身事外”的人来说,权威说什么,就是对的。只要权威带着确信无疑的语气,经常上电视广播就行。4、以前没媒体,大家很谨慎,惟恐误会和猜错。现在有了无良媒体,人人可以充当翻版主持人,以背诵台词为自己的能力。

阴阳鱼:我出身貧賤,通過知識競爭獲得了與自身出身不相稱的社會資源,不太願意對教育資源都沒有的人做過多譴責。那麼如果我們去關注發達國家的國民,普遍受過至少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呢。我看到的依然是蘋果封殺很多不審核內容的 app,並得到了發達國家市場的積極響應。YouTube 在限流,twitch 在審查直播內容。在這種現實面前,私以為任何願意直面問題的人,都不該再把它簡化為某某主義的政治問題。它全然是新的、現代社會之個體應該反省的問題。大清皇帝不會因為滿族人不吃狗肉就禁掉北京、滿洲的鮮族賣狗肉,但是現代文明卻做得到。名目可以是道德、倫理、進步、動物權利,反正事就是那回事,怎麼包裝、扯多少主義也掩蓋不住其本質了。

阴阳鱼:這是很有趣的現實,鼓勵表演、虛偽,是信息時代的重要特徵。很多年前,就有人提出了地球村的說法。因為技術使人和人的空間距離感變弱了。換句話說,人們不免要接觸到自己不接受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價值觀,當然最普遍的還是處在不同生產關係中的其他人。為了迴避這些差異化的個體傳播出的使自己不快的信息,應該由企業篩選、政府篩選、還是個人篩選呢。現實是,據我的觀察,絕大多數人都不會訴求自己篩選,一定是自己不能接受的信息,最好自己壓根在互聯網上看不到。名目可以是企業的責任,也可以是政府的公義。那麼既然大多數人覺得篩選信息的責任在政府和企業,信息的中心化的民意基礎根本就已經明確且穩固了。在發展中國家,很多人的知識水平還較低,這不是『愚民』的問題,而是根本沒有機會學習足夠多知識『脫愚』的問題。這導致很多人的思路就是,我看不慣的人事物就乾脆禁掉。

摘要:中国人的道德底线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传统的血缘亲情原则和家族等级原则,它在当代的陌生人社会中已经暴露出了极端的不适应,成为官员腐败、环境污染、毒食品泛滥、以邻为壑等丑恶现象的文化根源和心理上的护身符,也导致了中国人在面对国际社会不能通过能效谈判达成共赢。这种不适应,主要在于中国传统“三纲五常”、“五伦六纪”的族群狭隘性和自然情感的非理性、无反思的本性,它妨碍我们接受国际通行并在正常的公民社会中行之有效的一整套普世价值原则

RT他引用孟德斯鸠的话说:“凡专制之国,间或有贤明之主,而臣民之有德者则甚希。试征诸历史,乃君主之国,其号称大臣近臣者,大率毕庸劣卑屈嫉妒阴险之人,此古今东西之所同也。不宁唯是,苟在上者多行不义,而居下者守正不阿,贵族专尚诈虞,而平民独崇廉耻,则下民将益为官长所欺诈所鱼肉矣。故专制之国。无论上下贵贱,一皆以变诈倾巧相遇,盖有迫之使不得不然者矣。”/
"反过来说,不帮助陌生人对于中国人来说不存在任何道德上的内疚。中国人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似乎他感觉中就完全不必遵守一切道德规范了,只有惟利是图,就像置身于一个动物世界中,反正做任何事情都没有“人”知道,这个“人”当然是指熟人。本来都是循规蹈矩的人,乡下人进了城,或者中国人到了国外,都有可能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而不觉得丢脸,只要不被同乡、熟人或本国人知道。现在中国人的道德滑坡,最主要的就是家庭血缘的熟人关系遭到严重的解构,人们离乡离土,进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于是产生了许多在旁观者看来是突破道德底线的事情。其实在当事人自己并不认为是突破道德底线的,因为他做事的环境已不在传统道德底线的适用范围之内,如果有可能回到原来的环境,他仍然有道德

RT在中国“民间组织资源”之招忌,并不在于你信什么,而在于这种“自组织”机制本身就是“秦制”所不容的。所以无论大师兄们如何输诚,朝廷骨子里还是把他们与白莲教、天地会视同一类。庚子春以前和秋以后,朝廷都在剿“拳匪”。即便在庚子夏季老佛爷让他们火中取栗、奉旨造反,封他 们为“义民”的那段“蜜月”里,官军与“神团”仍是互杀不断,甚至你在前面抗洋兵,我在后边捅你一刀这样 的缺德事,官军与“神团”双方也都干过。因此即便在 那段时间,双方也很少“并肩战斗”。双方的合作基本 上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分工”:义和团主要是屠杀教民 (乃至疑似教民),间或也抗过洋兵,而官军主要抗洋兵,间或也参与杀教民。

摘录最让我个人觉得受伤的是,上次被骗时,我竟然支持入侵伊拉克并加入军队。当我进入美国情报体系工作时,我自觉不会再被骗了,因为我能接触到不少机密信息。毕竟政府怎可能对于帮他们保密的人隐瞒真相呢?但一直到了二○○九年我搬到日本为国安局工作时,我才发现我先前的想法过于天真。
(如谷歌、脸书与亚马逊,其中亚马逊在网络架构占有最重要地位,提供云端服务给美国政府与近半网络使用者,但一般人都忽略这个事实),美国都遥遥领先其他国家。虽然其中有些公司可能在中国生产自家产品,但他们本身属于美国企业,因此得遵守美国法律。问题在于,这些企业同样受制于漤权的机密政策规定,换句话说,不分男女老幼,他们的客户接电话或打电脑时都会遭到美国政府监视。
全球信息网(World Wide Web)是一九八九年在瑞士日内瓦CERN实验室发明出来的,但网络取用方式却由美国主导,正如棒球是美国国球一样,我们拥有极大主场优势。大多数的网络基础建设都由美国掌控,包括电缆、卫星、服务器与基地台等。全球逾九成网络流量依赖的是美国政府与企业研发、拥有或操作的技术,

摘录就我当时对于美国监控状况的了解,全世界的人都能透过美国网络基础建设上网,随意取得他们想要的信息,中间未经过滤、没有限制(就算有的话,也是被他们自己国家与美国企业所隔绝,但这并非美国政府管辖范围)。只有那些有意参与圣战士攻击与购买恶意软件的人,才会遭到追踪与监控。
我想起科技进展的基本道理:若可以做到某事,那代表未来可以做到,而之前也可能早就做了。美国能够掌握如此多中国乱搞的证据,代表美国可能也在做同样的事。我有种奇怪的直觉,当我读着关于中国的机密资料时,我看到的是美国的倒影。换句话说,中国光明正大对人民做的监控行径,美国可能背地里也对其他国家这么做。
当我读到中国实施监控的技术细节时,文件钜细靡遗地描述到:政府动用无数设备与机制监控超过十亿人民,每日收集、储存与分析他们数十亿通电话与网络通讯,这实在令我大开眼界。我对于这个监控系统的能力与企图印象深刻,差点忘记这代表的是极权控制的可怕。

摘录我从报告中也无法发现任何事物,足以解释为何许多资深国安局探员与司法部职员甘冒极大风险向媒体爆料的原因,这些人显然认为PSP计划违法漤权。如果这些先进愿意赌上自己的工作、家庭与生命,那这背后必定存在比非法监听更严重的状况。
报告列出支持各式监听计划(未列出名称、也欠缺细节)的法律论点,但授权这些计划的单位主管都不同意接受OIG调查。从副总统切尼(Dick Cheney)、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到司法部律师阿丁顿(David Addington)与柳约翰(John Yoo)等,几乎所有关键人士都不愿配合,而OIG也无法强迫他们,毕竟这不是正式听证调查。这群官员无故回避调查,令我不得不怀疑他们默认疏失。
据《纽约时报》二○○五年报导指出,国安局在未获得搜查令情况下执行监听,爆料的是少数具备道德勇气的国安局与司法部职员。

摘录而我绝对不是这群少数人之一。报告出现在我电脑里完全是意外:国安局总监察长办公室的某人在系统里留下一份原稿副本,而拥有系统管理员身分的我有权读取。我并不认得报告上头的“STLW”警示,后来才知道这在系统里代表“脏话”,用以标示此档案“不准储存于保密等级低的硬盘”之意。系统会不断检查这些不合格硬盘是否出现“脏话”,一旦发现时便发出警示,而我必须尽快移除档案。但在移除前,我必须确认这些档案未遭到错误标记。我通常大略看一下就放行,但这次我打开档案、阅读标题后就欲罢不能,无法停下来。

过了一阵子,就在我完全遗忘这件事后,这份加密报告自动跑来我的电脑里。我终于了解为何之前遍寻不着,因为它的加密等级极高,一般人员看不到,部分主管也无权阅览。这份报告被归在极为少见的“严格控管信息”(ECI)类别,目的在于确保机密权限较高的人也无法找到。因为职位的缘故,我对于国安局多数ECI相当熟悉,但没听过这一个。这份报告的完整分类名称是:最高机密//STLW//HCS/COMINT//ORCON/NOFORN,这些名称我也不清楚含义,但大意是:全球只有极少数人才能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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